国社党两大党棍
希特勒身后的恶魔
  “每个人都知道，希特勒是个坏蛋，但是，如果没有像鲍曼那样的帮凶，他是绝不可能把全部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的”，这个一辈子都在搞阴谋诡计的人“事实上是魔鬼希特勒身边的一个凶恶的天使长”。
——纽伦堡审判美国代表团助理公诉人托马斯·兰伯特.

驾机出走的副元首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拥有170万名党员，其中大多数是男子。这个第三帝国唯一合法存在的政党的触角一直渗透到社会的基层。每一个基层组织领导人（Zellenleiter）在城镇管理4到8条街道，大约40到60户家庭。这些人是纳粹党的城镇办事员、传令兵和邮差，同时也是寻常的德国人眼中无能的暴君与好管闲事的人。在基层组织之上是地方组织领导人（Ostsgruppenleiter），再往上是分区党部领导人（Kreisleiter）。在分区党部领导人之上则是34位大区领袖（Gauleiter），这些人已经晋身纳粹党的权贵阶级，每个大区领袖在他们的领地里犹如封建君王，最终只对希特勒负责。
位于纳粹党内金字塔顶端的是由全国领袖（Reichsleiter）组成的全国党部。30年代后期，这样的全国领袖共有18位。按照“领袖原则”，全国党部，最终包括整个纳粹党都需要效忠希特勒，不过身兼党政一把手的希特勒将自己在纳粹党内的权力交给了党内的直接下属，副元首与“党的良知”鲁道夫·赫斯。
1920年，26岁的赫斯遇到了希特勒，兴奋的“如同看到了上帝显灵”，成为纳粹党的第16位党员，像奴隶般对希特勒忠心耿耿，“他（希特勒）将永远代表真理”。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赫斯主动自首跟希特勒共蹲监牢，并在那里笔录了希特勒自我推销的《我的奋斗》的大部分，作为地理政治学家豪斯霍费尔的学生，是赫斯将“生存空间”的概念兜售给了希特勒，这一邪恶概念终于为国家社会主义露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一件哲学上的伪装。
从那以后，赫斯一直担任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并一手创造了“元首”这一尊称。1933年4月21日，希特勒正式任命赫斯为“副元首”。纳粹党的年鉴上写道“副元首拥有以希特勒的名义对一切有关党的领导问题做出决定的权力”，并“参与帝国所有立法和命令的审判”，这使得赫斯成为纳粹统治集团中名义上除希特勒之外最强有力的人物。不过赫斯没有什么野心，仍旧对希特勒唯命是从，二战爆发前，他签署了一系列迫害犹太人的文件，从取消对犹太人出租房屋的法律保障（1934年4月30日），一步步升级到禁止犹太人起诉要求赔偿在大屠杀时所遭受的损失（1939年3月18日）。
这位纳粹党的副元首，希特勒的第二继承人（在戈林之后），却在1941年5月10日离奇地驾驶着一架Me-110战斗机飞往苏格兰。成功跳伞降落的赫斯声称自己在执行“人道使命，元首并不想打败英国，而希望停止战斗“。结果，丘吉尔政府把他当作“被俘的一位重要的将军”拘禁起来（看守是英王的私人卫队）；而气急败坏的希特勒当局立即宣布副元首已经神经错乱——独裁者甚至声称打赢这场战争以后他的曾经亲密战友只能在被绞死和进精神病院里二选一。以赫斯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广场立即被撤销，纳粹党史中的赫斯名字被删除，甚至新版本的《我的奋斗》里也没有了他的名字，赫斯成为一个在纳粹德国官方历史中未曾出现过的人物。

希特勒的影子
  实际上，1940年时希特勒已经抱怨“同赫斯的每次谈话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赫斯失宠了，如今是战争时斯，希特勒已成为三军统帅，对党务已不再像从前一样感兴趣了。这方面的权力也落在了赫斯的下属，办公厅主任马丁·鲍曼手里。他用赫斯的名义制定人事政策，用赫斯的名义下达命令，赫斯已是被架空的人物，成了一面“没有旗杆的旗”。丘吉尔对赫斯飞英的评论是，德国这只苹果里已经长了一条虫。
取代赫斯的正是他曾经的下属马丁·鲍曼，这位其貌不扬嗓音难听完全没有个人魅力的人物成功地赢得希特勒的宠信。他曾经安排对有元首画像的每一张邮票征收特许权使用费——每张邮票需要缴纳的费用虽然不到一芬妮，加起来却有几百万马克流入鲍曼掌管的希特勒小金库，从而彻底解决了元首对于金钱问题的忧虑。鲍曼还是希特勒的书记员和文字编辑，通过这样的方式不声不响加强自己的权力。希特勒逐渐离不开鲍曼了，“鲍曼的报告总是恰到好处……有他帮忙，我10分钟就可以批阅一大堆文件，换另外一个人需要几个小时”。
赫斯出走之后，马丁·鲍曼立即填补了他留下的空白。副元首一职被取消，但鲍曼当上了新设立的纳粹党中央党部书记，把纳粹党内大权紧紧握在手中。1943年4月，鲍曼成为元首秘书，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权力，他的坚硬触角伸到了法庭、教会、战俘营和国内治安。虽然被称为人民冲锋队的国内警察部队理论上由他和希姆莱共同掌管，但事实上是鲍曼一个人说了算。
更重要的是，元首秘书的职位可以使鲍曼决定什么人可以在什么时候拜见希特勒，纳粹的高官发现自己不能“亲自找希特勒，不能直接打电话或写信给他了”，而希特勒也逐渐接受了在任何时候和任何谈话时鲍曼都在场的习惯，经济部长冯克郁闷地抱怨，“要同元首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不知有多难……鲍曼总是喜欢多管闲事，不时插嘴进来打断我的话”。
鲍曼往往通过元首的简单指示在半小时内做出十项或者更多的重要决定，甚至希特勒根本没有做什么指示时他也这么干。实际上是鲍曼在管理着德国国内事务，而政府控制的媒体却极少提到他，即使提到了有时连名字也拼错，于是有人干脆称他是“希特勒的影子”。他的权力使统治集团里的其他人不寒而栗，戈林把一个伞兵师集中在卡林宫——他的驻地兼空军野战司令部——周围，因为他害怕希特勒的这位幕后策划人会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他干掉。而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层里有一帮年轻人同他们的全国领袖阿尔图尔·阿克斯曼一起心照不宣地在考虑，如何才能阻止鲍曼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也许通过谋杀。

罄竹难书的罪行
这个“希特勒的影子”与他手下的党棍在纳粹德国的历史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在臭名昭著的迫害和灭绝犹太人的运动中，鲍曼几乎始终扮演了下面这样一些角色：官僚，法律和法令的签署人（自赫斯驾机出逃以后，同其他人一起签署了几乎全部反犹法律），向党和国家机器输送元首意愿的变压器，保证凶手们不致漏掉任何一个人的数据存储器，搬弄是非的长舌妇和为主子效劳的监工。
1942年1月20日举行的“万湖会议”做出了把犹太人赶到东方去劳动的决定。在劳动中“大部分人将因自然减员而死亡”。剩下来的人，也就是抵抗力最强的那部分人必须予以“适当处理”，因为这些人“一旦获释将会成为犹太人东山再起的祸根”。尽管警察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牺牲品带走了，放逐行动还是瞒不过德国人民的眼睛。5月中旬，希特勒在“狼穴”大本营进午餐时对“所谓的市民阶层……现在为被送往东方的犹太人流鳄鱼眼泪”怒不可遏。
于是，1942年10月，鲍曼觉得有必要给手下大区领袖们定一个——尽管是拐弯抹角的——表态的调子。必须提醒人民群众回忆一下在犹太人和日耳曼之间持续了两千年之久的斗争。如果说犹太人现在被关进集中营，而且必须进行强制性劳动的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时对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只能用强硬手段来解决。他绕了许多圈子以后终于用最后一句话，用纳粹词汇中通用的行话暗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
心领神会的大区领袖们不但要充当反犹政策的工具，同样在尽其所能的为施佩尔的军工企业搜罗外国劳动力（从大战爆发至1944年9月底，为纳粹德国做苦工的外国平民约750万人）。1942年4月6日，大区领袖成为当地劳动力分配全权总代表，拥有全权处理奴隶劳工的职业、劳动条件、伙食、住宿的绝对权力，并受命防止“对政治上无所作为的企业主在东方劳工的提供方面给予太多的照顾”。
1942年12月1日起，随着战局的恶化，所有大区均成为德国的防御区，鲍曼手下的大区领袖们都被任命为国防全权代表，使他们实际上成了进行全民战争的管理者。穷途末路的希特勒曾经在1944年春天下令今后击落的盟军轰炸机机组乘员应由党卫队行刑队枪毙，这是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甚至连国家安全总局也不愿参与此事，国防军更是不屑一顾，他们互相约好不理睬这道命令。结果又是鲍曼在1944年5月向纳粹党大区领袖们发出通告，鼓励他们对迫降的盟军飞行员施用私刑——最后，那些坚决执行鲍曼命令的党棍在战后的盟军法庭上作为被告用生命为他们的残杀行为赎了罪。

扑朔迷离的结局
    到战争行将以纳粹德国的覆灭而结束的时候，希特勒的愤怒已从敌人转向了德国本身。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帝国境内一切军事、运输、通讯、工业和供应设备，以及全部资源”均应破坏的“焦土”命令。这是德国人民的末日宣判书，战后的德国将退回到中世纪状态。4天以后，鲍曼对大区领袖们收到的“焦土”命令进行了补充：由于武装部队大部分都拒绝执行破坏命令，所以大区领袖们现在要负责处理此事。
如果不是施佩尔和军方联合起来抵制并破坏“这项毫无理性的命令”，德国人民恐怕很难能够幸免这一次最后的灾难。布雷斯劳的大区领袖卡尔·汉克不顾人的生命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坚持负隅顽抗，甚至当众吊死了市长斯皮尔哈根。但在布雷斯劳投降前不久，汉克却乘坐飞机逃出了这个被围的城市。而在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三个大区领袖已经决心执行希特勒的破坏命令，杜塞尔多夫市的党棍们甚至呼吁“在敌人接近这座城市时放火烧掉所有残存的建筑物，撤出所有的居民，让敌人进入一个一片焦土的无人城市！”
希特勒没有能力毁灭德国，却可以毁灭自己。1945年4月30日，元首在柏林总理府地下室自戕，在遗嘱中任命鲍曼为新设立的“党务部长”。5月2日凌晨，总理府的残余人员选择突围，如同日常的行事作风一样，鲍曼在这次突围中诡异地下落不明。虽然占领军在纽伦堡审判前下发了20万份搜寻鲍曼的布告张贴在德国的大街小巷，但鲍曼的最终下落还是扑朔迷离，以至于法庭只能对其进行了缺席审判（死刑）。
至于早就身陷囹圄的赫斯，他在纽伦堡审判庭上与昔日战友们相会了。即使到了这样的时刻，他对希特勒的崇拜之情依然未减，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赫斯声称“对于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我将置之度外，将来我将站在永恒的审判席前，我将回答它，而我也知道，它将宣判我无罪”，这与啤酒馆政变后，希特勒在慕尼黑法庭上发表的最后讲话调子完全相同。
纽伦堡法庭最后判处赫斯终身监禁，而始终怀疑赫斯飞英是一场英德勾结的反苏阴谋的苏联检察官提出了书面不同意见，认为应当判处绞刑。1947年7月18日，“副元首”被押往柏林斯潘道国际军事战犯监狱服刑，直至1987年自杀。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