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被联合国官员迪曼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正式启动申遗工作。这条被河南林州人民称为“生命之渠”和“幸福渠”的人工水渠犹如挂在绝壁上的天河，蜿蜒穿梭于太行山腰间，至今已有50余年。

“世界第八大奇迹”红旗渠

  1960年的正月十五，3万余名林县（今林州市）人分布于70公里长的太行山腰间，摆开“长蛇阵”，他们要大干一场——“劈开太行山，彰河穿山来，势把山河重安排”。从最初规划设计到最终完成，红旗渠历时近10年，其间还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红旗渠开工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大跃进”“浮夸风”导致许多地方群众断了口粮。1960年11月，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休整”，红旗渠却坚持继续施工，引起一阵波澜，被扣上“左倾”的帽子，红旗渠负责人杨贵差点被撤了职。
“文革”刚开始时，红旗渠又被批为“死人渠”，“不突出政治，搞唯生产力论”，林县因之成为“刘少奇、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典型”，红旗渠建设因此被耽误了两年。直到1972年，毛泽东肯定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取得的辉煌成就，之后不断有外国代表团前来参观，红旗渠妖魔化的形象才一步步被扭转过来。如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纷纷被纳入“红旗渠精神”，为世人学习和发扬。
引漳入林，紧紧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杨贵出任林县县委书记时才26岁，这个位于太行山南端的小县城，土薄石厚、水源奇缺。在《林县志》里，“旱”是一个高频字。从明初到民国九年的500年间，林县发生严重旱灾20多次，发生人相食现象5次。1942年严重的旱灾导致全县外出逃荒一万多户，饿死160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缺水仍像过去的“三座大山”压得林县人民喘不过气来，据杨贵1954年对林县的调查发现，“当时全县共有90多万亩耕地，只有1万多亩水浇地，其他耕地全是靠天种植。全县550个行政村，就有305个村人畜吃水困难，有的要跑5里、10里去取水，还有的要跑更远路程去取水。……因为取水常常发生打架斗殴伤人亡命事故。全县每年远道取水误工约300万个。”
在林县，水是如此珍贵，以至于山区的农民很少用它来洗手、洗脸和洗衣服，有些老辈的人甚至一辈子只洗过三次澡——出生、结婚和断气。从1955年起，林县先后建成抗日渠、天桥渠、英雄渠和3座中型水库以及30余座小型水库，杨贵本以为有了这些水渠和水库即可解决全县南、中、北部的农业灌溉问题，怎料1959年的大旱致使林县境内的4条河流都干涸了，已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林县农民不得不再次过上翻山越岭取水吃的生活。
很显然，单靠在本县境内解决水源问题远远不够，从上游山西平顺县经林县擦边而过的漳河水（其上游河段名为浊漳河，常年有20多立方米/秒的流量，最枯水季节也有10多立方米/秒的流量）成为林县人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1959年10月29日，经专业人员进行实地测量后，林县县委举行全体（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了关于引漳入林工程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决定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做好充分准备，待请示上级批准后立即上马。1960年年初，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经典工程之一——“引漳入林”决定开工。
1960年2月10日晚，林县县委召开“引漳入林”全县广播动员大会，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向全县人民宣读了《引漳入林动员令》，他说：“引漳入林是我县人民群众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县各级党委的多方努力，这一理想很快就要变为现实了。”“全县父老兄弟姐妹们，水利建设的英雄们，从明天起，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不平常的时日，数万个健儿要投入工地……”顿时，全县沸腾起来，2月11日黎明，浩浩荡荡的修渠大军自带干粮、行李，赶着马车、小平车，推着手推车，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工地。
  “大跃进”中不搞浮夸攒下小金库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赶超英美”时期，“在农业方面，最突出的跃进是合作社农民的兴修水利运动”。1959年10月，党中央号召大规模兴修水利：“水和旱仍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在今后几个冬春，再搞几次水利建设高潮，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水利化，这是全党全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11月，河南省委召开会议，提出：“1959年冬和1960年春的农村工作必须以水利建设为中心，实行水利挂帅，组织1000万劳动大军，开展一个比1958年水利建设高潮更气势磅礴的水利建设运动。”河南全省掀起水利建设的新高潮。
一旦政府发出号召，比任何人都愿意改变林县缺水面貌的群众自会积极响应，他们的热情和积极性就如火山喷发一样，挡也挡不住。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大干八十天，引来漳河水”。80天到来时，“由于技术指导不利，有的渠线开高了，有的错把渠底当渠顶崩了，到处挖得像‘鸡窝坑’一样。”领导、劳力、技术力量分散，工程质量、安全得不到保证，进度十分缓慢。一直到1960年5月1日，红旗渠拦河大坝及渠首枢纽工程才告竣工，漳河水正式流进“红旗渠”。4年后，红旗渠总干渠完工，1969年7月6日，红旗渠工程全线竣工。数万人投身到红旗渠建设中，一干就是10年。
红旗渠开工时，正赶上国家最为困难的时期，全国闹粮荒，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腰带过日子，连生存都无法保障，为何林县还能动员出数万人“逆天”干活？这就不能不提到林县县委私设的“小金库”。
1958年，全国“大跃进”，河南浮夸风比较严重，杨贵到地区汇报工作时，发现有些干部报假数据，夸大自己的工作成绩，以求得到上级的嘉奖。当年林县亩产是114斤，杨贵如实上报，个别领导听后十分不屑地表示，就算林县躺着不干，麦子产量也不应该这么低。三年困难时期，谎报产量的县城在收“征购粮”的时候都垮了，林县却因没有谎报产量而多交征购粮，趁着1958年丰收，悄悄攒下了4000多万斤储备粮，“私设”了一个200万元的“小金库”。虽然这些资金和粮食，远远达不到修建红旗渠的需求，但总比没有好。后来，正如杨贵所说，“所以三年自然灾害中，我们林县没有饿死一个人，还敢在最困难的时期，像发动一场战争那样，面对着数十公里的穷山恶岭全面开战。”
“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
  既然是对着穷山恶岭开战，装备就得齐全。可那时的林县人哪有那么充足的弹药？没有炸药就派人四处求援，或是利用国家分配给农业的化肥硝酸铵自制炸药。“石灰全靠自己烧，杠子折了当镐把，再不行了当锤把，一分钱掰成几半花，那才叫一种‘老抠精神’。”杨贵在《红旗渠建设的回顾》中写道。
据当时在红旗渠工地劈山修渠的任羊成回忆，当他背着三四十斤重的东西从林县南谷洞赶到山西平顺石城时，以为在领导的“特殊照顾”下可以吃顿饱饭。结果，只领了1斤半蒸红薯，这还算多的，因为按标准，上工地的民工们每顿饭定量为一斤蒸红薯。吃不饱肚子，他们就在山上找野菜充饥，“早晨汤，中午糠，晚上稀饭照月亮”是当时的生活写照。
3万多民工涌到工地，哪有那么多民房可以住，民工们只好在土崖上用石灰画圆圈，按圈挖洞，边挖边睡，边睡边挖。修红旗渠的妇女们，也像男人一样睡在露天的山崖下，冬天忍受像刀子一样的山风，夏天面临像火烤一样的曝晒，打铁，锻石头，双手扶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开凿红旗渠总干渠咽喉工程——青年洞时，缺粮少菜，忍着饥饿苦干的青年们将豪言壮语写在太行山石壁上：“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为了后辈不受苦，我们就得先受苦”。“他们研究创造了‘三角炮’等爆破”新技术，改进了放炮时间和排烟办法，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干了一年零五个月，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的1961年7月底把青年洞凿通”。
有数据显示，修建过程中，削平山头1250个，开挖隧洞211个，修建长渠1500公里，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到54万亩。81名干部和民工为此献出了生命。年龄最大者63岁，最小的只有17岁。
1970年，中共中央批准林县为对外开放县，外国元首和贵宾不断来到林县参观红旗渠。周恩来称其为“人工天河”，并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1970年底，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红旗渠》纪录片。1974年，邓小平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带了10部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影片，《红旗渠》首先放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