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试图用他取代蒋介石
孙立人案真相

文/贺江枫

1955年，蒋介石原本计划于6月初亲自前往台湾南部的屏东校阅陆军各兵种，然而蒋突然于5月28日获得密报，声称孙立人将趁蒋阅兵之际，实行兵谏。因屏东地区的凤山军事基地正是“总统府参军长”、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主持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地方，更加重蒋的怀疑。遂即，蒋介石通过“国防部保密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孙立人所属主要干部郭廷亮、江云锦等100余人秘密逮捕。同时，台湾当局如临大敌，将受阅部队予以调整，对阅兵场地进行了大面积搜索和检查。孙立人虽然仍以与其身份相称的地位，参与了阅兵活动，但此时他的境遇已岌岌可危。8月3日，台湾各官方报刊突然发布孙立人的辞职书，说郭廷亮“利用职之关系肆行阴谋，陷职入罪，职竟未警觉，实为异常疏忽，大亏职责”，20日，蒋介石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谍”“密谋犯上”的罪名，革除孙“总统府参军长”的职务。从此，孙立人被软禁33年之久。这就是国民党退台初期轰动一时的“孙立人案”，又称“郭廷亮匪谍案”。
如今随着政治环境的变迁和档案资料的开放，数十年后，孙立人案的真相终于大白天下，尤其是台湾学者朱宏源在经过长达25年的追踪访谈后，提出孙立人案的基本结论系子虚乌有。

  
美国的重视，使他再度崛起
孙立人，1900年出生，早年求学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弗吉尼亚学校深造，毕业回国即任职于国民党军队系统，抗战时期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骄人的战绩，一举成名，曾有“东方隆美尔”的美誉。内战初期，作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指挥官，孙立人曾与林彪在东北数次较量，后因难容于黄埔嫡系杜聿明，1947年被蒋介石调离东北，回南京出任闲职：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11月孙立人将陆军训练部迁至台湾，从第一军调去几百名他在税警总团和在缅甸作战时期的干部，一同前往台湾，开始其人生第二次练兵的旅程。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国军一溃千里，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被迫退至台湾，然而，孙立人的仕途却发生逆转，其中原因还须从美国对待国民党的态度谈起。
1949年美国政府面对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对蒋介石完全丧失信心，开始积极寻找替代人选，拥有美国教育背景且声誉良好的孙立人迅即进入美国人的视野。1949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莫成德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报告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力强、做事脚踏实地的人，不必听命蒋介石，亦毋须服从李宗仁联合政府，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立人的经验也许不足，但其他条件却甚合适”。艾奇逊当即指示，可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量，如司徒也同意，则伺机向李宗仁提出以孙立人代替陈诚。1949年5月，莫成德回国，向艾奇逊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由孙立人主持台湾政局，以此作为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
1949年12月，美国驻台“大使馆”代办斯特朗和前美国驻台北领事克伦兹抵台。他们向孙立人明确表示：如果孙愿意控制“国民政府”，美国将予以全力支持。孙立人婉拒。然而，美国方面并未因为孙立人的冷淡放弃努力。不久，蒋介石的心腹郑介民赴美被问及“为什么台湾‘防卫司令’孙立人没有充分的权力？”此时，蒋介石为挽救台湾危在旦夕的局面，只能依靠美国的支持，决定投美国之所好，重用美国政府欣赏的孙立人与吴国桢，任命孙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一时之间，孙立人成为国民党军队内部最有实权的人物。

孙立人“告洋状”，激怒蒋介石
20世纪50年代，台湾作为“法治”形式下的威权专制社会，官场中的人际关系是个微妙、复杂的问题。孙立人长期受英美文化熏陶，在处理这方面问题上颇不老练，尤其是在蒋身边，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不可避免。
首先，孙立人性格不为蒋介石所容。美国大使蓝钦对他的评价是忠诚，但有些“欠谨慎与幼稚”。顾维钧也有一致看法。关于孙案，顾维钧认为孙并非出于“不忠”，而多半是不小心或“可能有几分不自觉的放纵”。顾曾与孙谈话，劝他说话时应稍加谨慎和注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重视他的观点和态度。但孙没有改变，仍保持坦率。退台后，孙立人不太注意掩饰异见。在军训班讲课时他公开主张“军队国家化”，这与蒋的想法直接对立。在高级军事会议上，孙公开指出上级摇控是军事失败的关键，听者自然想到是指蒋越级指挥。

在威权时代，孙立人是少有的敢于说真话的高官。这些真言无疑是逆耳的。孙立人西方式的率直和敢言，成就了他在美国友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却开罪了蒋氏亲信。有研究者指出，蒋氏父子通过制造“郭廷亮匪谍案”和“屏东兵变案”，消除异己，同时也平息了自己的亲信长期对孙的不满情绪。
其次，政工问题亦是孙与蒋氏父子产生矛盾的一个症结。1950年5月1日，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在军队推行政治工作。军队中设政治军官原是师法俄国的产物，1945年，军队国家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决定取消军队党部。大陆失败之时，国民党将部分原因归咎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放弃。蒋介石“复职”后的次月，“国防部”公布《国军政治工作纲领》，恢复军中政工。但“政治部”人员在军队落脚，孙立人未予以积极配合，且曾向美方表达此种不满。美国不认同在军中建立政治部之“苏派”做法，且在与台湾当局的交往中，不时有这样的意向表达：希望撤销“政治部”，将军权交孙立人。对于此点，蒋很警惕，结果，美国非但未能帮孙拿到统率军队之权，反增添了蒋介石的戒心。1951年1月，孙立人表示辞职之意。25日，蒋认为孙“行态似有愤愤不平之心”，想以辞职相胁，其意是要获得国民党全部军队的指挥权，感叹孙“太不自量”，“仅藉美国之感情保护而不知其本人之才德如何”。29日，蒋打算向孙表明他的才品声望皆不能作“反攻总司令”。9月，台湾六十七师整编完成，开始美式训练。随着美国军事顾问团对台湾军队事务的更深介入，美对台的控制“日紧一日”。蒋对美做出让步，允许其参与军事预算，但美方并不知足，仍提出撤销“政治部”、军权全交孙立人的要求。蒋介石很是气愤，表示别的都可协商，唯独撤销政工与孙统掌军权这一关涉“存亡”之事不能商量。
蒋介石既要抵制美国的干涉，推行带有秘密色彩的政治工作，又很忌讳孙“泄露机密”与“告洋状”。1951年初，蒋在日记中称，孙“几无东方军人之品格”，“不惟希冀挟外自重，且密告内部之事”，表示有必要防止孙立人等勾结外力，要挟上官。蒋似乎在脑中形成孙立人受“告洋状”的惯性思维，一旦有军中机密泄露于美方，他很容易认为是孙所为。在蒋心目中，孙立人甚至成为将领中的反面典型。美国顾问来后，蒋准备再次告诫孙“毋依赖，毋骄矜，勿作挟外自重”，并通告各主官“不作越分亲外自贱以能交接外人自豪，应要自力更生”。
当然“匪谍”问题，也是孙蒋分歧的重点之一。蒋经国主掌情治，抓捕“匪谍”，曾被孙立人干涉。1950年3月22日，蒋经国告诉蒋介石，说孙包庇“共匪女谍”王氏姊妹，不肯遵令解缴”。4月17日，蒋认为王氏姊妹实有重大嫌疑，她们与孙关系深切“可骇”。6、7月间，情治部门又在孙部发现“匪谍重案”，认为李鸿、彭克立等人受共产党指使来包围孙立人，以便响应攻台，蒋感叹孙“夜郎自大，粗浅糊涂，不知如何结果矣”。1954年蒋介石决定架空孙立人时，曾对其有一综合评价，认为“其性拖拉呆滞，好听细言，私植派系，用人复杂，心无主旨，受人愚弄，间接已受共产包围，环境险恶，对上阳奉阴违，有恃无恐，若再重用其掌握兵权，则后患难除”。
此外，孙立人与“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也有矛盾。1953年11月底，在“国防部”军务会报中二人冲突。事后，孙被蒋介石训诫，理由为“恃外凌上”，说这是“最卑劣之人格”，举二事为证，证明孙之“目中无人”，令孙向周至柔认错解释。孙之行为似乎时常被蒋与“恃外”二字相关联，不管孙是否真是出于“有恃无恐”的动机。

蒋美关系变化与孙立人案的爆发
为获美援，蒋介石重用亲美派，表面实行民主，但骨子里，蒋并不十分认同民主自由。在美国对台政策尘埃落定，美援纷至沓来，“大使级外交”开始实施，蒋介石逐渐失去对孙立人的忍耐力。1954年前后，蒋介石逐渐做出判断，美援大局已定，美国不会因为一两个官员的用与舍增加或中止对台湾的援助，不必再对孙立人继续容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协防台湾，虽然美国的摇摆政策在朝鲜战争的炮火中宣告终结，但蒋仍须与杜鲁门继续打交道，二人之间多有芥蒂。故而在杜鲁门任上，蒋始终小心提防美国对台疏远，对于美国欣赏的孙立人，蒋只得继续施以包容。1952年11月共和党艾森豪威尔当选下届美国总统，蒋介石顿时有杨眉吐气之感。虽然此后在具体问题上，蒋对共和党也有不满之处，至少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取代杜鲁门之初，蒋心情大悦，认为共和党政策坚定，将会积极支持台湾，在此心境之下，长期以来蒋碍于美国而压抑着的对孙不满情绪开始释放。
蒋介石对孙立人的任用问题开始做出判断，认为若如美国所愿，任用孙为“参谋总长”，则美方会心情愉快，但美援决不会因此增加；孙本来就“对上阳奉阴违，有恃无恐”，若再重用，则其气势更盛，对内影响恶劣，且会弄权自用，派系更大，“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样，不但“复国”前途无望，而且“政府重心亦将动摇”。若将其架空，用为“参军长”，使其“无权可弄，无势可恃”，则可敷衍美国，惩戒孙本人，让其明白“决不能恃外势以维持其地位”。蒋决定调孙任有名无权之职位。蒋以为“与其养痈遗患，将有不可收拾之一日，则不如毅然断臂，早为自立之计”。即使美援受此影响，亦不能顾及。“如因外援，动摇国本，此外援无非饮鸩止渴，何足为虑”。况且，以目前美国内外情势，“决不以孙之关系减少其援华之方针”。因此，1954年6月，蒋不顾美方意见，任用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在美援大局稳定后，蒋决定在“陆军孙立人军阀形成之初期，乃决操刀一割，以绝后患”。
1954年1月，与孙立人同样具有美国背景的吴国桢，此时以养病为名在美国避居。因吴国桢拒绝回台，最终，国民党决定开除吴国桢党藉、依法查办。吴国侦案已经预示着孙立人的命运，只是蒋介石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与理由而已。待至1955年6月，“屏东兵变”终于了却蒋介石的一个心中大患，7月28日，蒋接到孙立人报告，请求辞职候查，以求保全，但不承认自己“包藏匪谍，图谋不轨”，蒋决心已定，认为孙“既无丈夫气亦无军人气”，“实为张学良之不知”。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以陈诚为首的“九人小组”调查孙立人。同时，为了向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显示公正，又下令成立“监察院五人小组”进行调查。
最终，蒋介石将此事设计为：孙立人因郭廷亮事件而自请查处，“总统”念在孙立人“久历戎行，于抗战有功，准予自新，不再追究，交由‘国防部’察考，以观后效”。此处理办法之重点在最后二语，目的是限制孙出国。蒋自认对孙立人已算“犯而不校”，中外舆论会认为宽大，无所异议。孙立人从此开始了他33年的幽禁生涯。
1988年3月20日，台湾“国防部长”郑为元来到孙立人家中，告诉他：此后，他享有充分的自由了。1990年11月19日，90高龄的孙立人，在“总算在死前亲得以平反”的慰叹中与世长辞。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