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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兴国”始终把“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作为角色定位，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工作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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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杨泽娟周炳金

题图 | 兴国县将军广场“模范兴国”雕塑

周炳金/摄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90多年前，赣南山区兴国县用“第一等的工作”给出了答案：9.3万人参军参战，80%的青壮年奔赴前线，80%人口脱盲，中央苏区推销公债“最好的县”……毛泽东亲笔题赠“模范兴国”。

从1929年到1934年，兴国县委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带领党员、干部始终把“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作为角色定位，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工作标尺。他们的实践，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穿越时空的镜鉴。

“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

政绩为谁而树？这是党员、干部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苏区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然而，有些基层苏维埃政府对中心任务认识不到位，执行中简单粗暴，“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导致基层代表不愿参会，任务无法落地，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等工作也收效甚微。

认识到位，行动才能到位。在革命实践中，兴国县干部逐渐认识到，“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为此，他们在工作中时时注意关心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

兴国县长冈乡列宁小学旧址。周炳金/摄

他们带领农民公平分配土地，得到“乡政府分田很公道”的肯定；在各乡建立合作社，解决群众购买生活物资的困难；发展对外贸易，帮助群众把剩余农产品转化为经济利益；设立免费的列宁小学、成人夜校和识字班，让贫苦工农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组织模范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尽管“兴国的红军家属比哪一个县都要多”，但“红属的困难却比别处更少”。

正因为“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兴国县干部切实“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和“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群众由衷感叹：“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于是，每一次扩大红军动员都得到热烈响应，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情景屡见不鲜，全县80%的青壮年参加红军，兴国成为中央苏区当之无愧的“扩红”模范。

“模范兴国”的实践启示我们：党员、干部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干事创业，关键是要认清中心任务与群众利益的辩证关系，深刻把握“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内涵。只有为人民出政绩，才是真正的政绩。

“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树什么样的政绩？“模范兴国”的回答是：第一等的工作，全方位的模范。

1929年3月，中共兴国县委成立。毛泽东不仅派红四军干部李春华、谢汉昌、陈毅、贺昌等先后担任县委书记，还开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为兴国培养急需的干部人才。毛泽东向参加培训的工农干部解读中共六大精神，告诫他们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时时争取群众。许多大字不识的工农积极分子，正是在训练班里和实际工作中，一步步成长为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干部。

兴国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上曾有一副楹联——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得灿烂辉煌。在党组织领导下，兴国在扩大红军、支前参战、优待红军家属、推销公债等十个方面创造了模范业绩，被毛泽东称赞为“第一等的工作”。

作为全苏区的“扩红”模范，兴国县有9.3万人参军参战支援革命战争。仅1933年5月，兴国模范师5000多人集体参加红军，轰动全苏区，被称为“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在兴国的影响下，苏区各县提出“学习兴国，赶上兴国”的口号。江西苏区先后动员瑞金模范师、公略模范师、于都模范师、博生模范团等10余个模范师（团）上前线，“红五月”期间全省动员2.5万余人参加红军。

为筹措革命战争经费和经济建设资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分三期发行480万元公债。兴国县三次累计购买83.57万元，成为中央苏区推销公债“最好的县”。

苏区时期，贫苦工农渴望受到教育，把“学习文化看作仅次于打土豪分田地的喜事”。兴国县各乡建立列宁小学，开学当天，群众敲锣打鼓唱山歌：“哎呀嘞——如今世界大变样，贫苦工农起学堂，会做工夫会读书，家家都要出个状元郎。”他们还主动捐赠桌凳，改善办学条件。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兴国全力兴办教育，开设免费的列宁小学、成人夜校和识字班，让儿童、成年人、带孩子的妇女、腿脚不便的老人都能学文化。短短几年，全县实现从文盲占90%到“全县80%的人口都是有文化”的转变，成为“教育工作的模范”。把群众最需要的事办成最出色的事，这正是“第一等的工作”的生动诠释。

“模范兴国”的实践启示我们：“第一等的工作”，不是数字的堆砌，而是每一项任务都真正落到实处。政绩好不好，不看报表上的数字，而是看群众脸上的笑容。

潋江书院——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旧址。周炳金/摄

“要用冲锋的精神，做好革命的工作”

靠什么树政绩？政绩不是喊出来的、等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拼出来的。

干部带头，是实干担当最有力的号召。时任兴国县委书记谢名仁提出“要用冲锋的精神，做好革命的工作”，被称为“不知疲倦”的硬骨头。他经常带着干部脚穿草鞋，手提马灯，不分昼夜下基层巡视检查，对消极怠工分子严厉批评。在他的带领下，兴国县创建党员、干部“十带头制度”，各级党员、干部以上率下，事事模范带头。

1932年9月，兴国县在10天内“扩红”1600人，党团员占50%。长冈乡1932年11月选举60多个男代表，一年后只剩下5个——“多数当红军去了，少数调动了工作，红五月一次就去了二十九个。”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群众看在眼里、跟在后头，这就是“用冲锋的精神”创造政绩的核心动力。

实干担当不是蛮干瞎干，科学的方法是根本保障。兴国以健全的组织、精密的内部分工、常态化的检查制度、切实具体的工作计划，推进各项工作高效完成。“扩红”计划中，确定“扩红”数目、派哪些干部下去动员、以什么方法动员、怎样开展思想斗争，都有详细措施。对于民生实事，乡苏议题中也有详细的实施方案，乡苏会议讨论的议题，在下一次乡苏会议中要检查工作进度，确保落实。

江西军区红军检阅台（兴国模范师誓师广场）旧址。周炳金/摄

实干担当的根本在于依靠群众。“模范兴国”的干部们始终把毛泽东“时时争取群众”的嘱托记在心里。“扩红”和归队不靠强迫命令，而是通过广泛宣传、耐心说服，他们“经过深入的群众宣传鼓动，个别谈话，以及发动妇女，一次，两次，三次……向可以当红军的同志宣传鼓动，直至他热烈的自愿当红军或归队的时候为止”。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能激发无穷力量。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苏维埃干部们打破女子不能犁田的旧俗，发动妇女学习犁耙田，组织模范代耕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实现粮食大丰收。他们通过“革命竞赛”提高群众积极性——“乡苏是竞赛的领导者，但乡苏也只是‘领导者’，因为每一竞赛，主要是群众的竞赛。”

“用冲锋的精神”创造一流政绩，既需要只争朝夕的干劲，也需要“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陈奇涵是兴国早期党组织的创建者、领导者，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1926年，身为黄埔军校少校中队长的陈奇涵放弃大好“前途”，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脱下皮鞋穿草鞋，带领兴国籍的共产党员回到家乡，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全县劳苦工农开展抗粮、抗债、抗租、抗息、抗税“五抗”斗争，为兴国革命事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他曾写下言志诗：“富贵非吾愿，功名我不希。全国齐解放，攘攘又熙熙。”

“模范兴国”的实践启示我们：没有过硬的队伍，就没有冲锋在前的担当；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没有经得起检验的实绩；没有接续奋斗的定力，就没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