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头，就是最好的动员

202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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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带头，就是最好的动员；干部示范，就是最有力的引领。


”



作者 | 叶锦莲 马晓敏

题图 | 兴国县将军园



一本泛黄的账簿，一笔一元四角五分的食宿费。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这本国家一级文物账簿上记着：“十捌号主席毛澤東住，付还大洋一元四角五分……”1933年8月，毛泽东到长胜县铲田区（今瑞金市丁陂乡）调查工作，临行前嘱咐警卫员按规定结清食宿费。区苏财政部部长执意不收，毛泽东得知后当即责令补交，并叮嘱：纪律面前无例外，领导干部更要带头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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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扩红模范兴国县的奖旗。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另一件革命文物：一面红色丝绸奖旗绣着“为争取永久的模范县而斗争——奖给红色五一扩大红军的模范兴国县”。这是1933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兴国县扩红运动的优胜奖旗。
一本账簿讲的是“看我做”，一面奖旗讲的是“跟我上”。两件文物，都是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践行“模范带头”的生动诠释。
2026年6月，省委印发《江西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实施办法》，将传承红色基因凝练为新时代“十个带头”的“铁规矩”。这道时代考题，苏区干部早在90多年前便以实际行动作答，交出了“第一等的工作”的优异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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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前，带头答好“信仰之问”


信仰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持续学习中不断淬炼出来的。
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潋江书院创办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带领工农干部学理论、明方向、铸信仰。苏区干部大多数出身农民，纵使实践经验丰富，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武装头脑，也难以真正明白“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个道理。
为此，苏区干部“十带头”制度第一条就是“政治学习带头”。1932年1月，兴国县委明确提出“支部以上的干部，在一个月内要读完一本‘识字课本’”，督促工农干部识字脱盲，提高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官田中央兵工厂工人每周挤出三个晚上学习，其中一天由党团干部专题讲授政治理论。中央苏区扫盲运动如火如荼，以长冈乡为例，“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个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日积月累，朴素的阶级情感升华为坚定的理想信念，兴国干部群众在革命斗争中愈发英勇果敢。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李美群“马前托孤”、义无反顾奔赴战场的背影；信仰就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江善忠跳崖前在灰布褂上写下的血书——“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新时代“十个带头”首要的一条，就是带头坚定理想信念。每一处革命旧址、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鲜活的教科书。党员干部要带头把党史学习与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贯通起来，从红色资源中汲取信仰力量，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这是必须答好的终身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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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内的“马前托孤”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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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在前，带头答好“担当之问”


担当不是装样子、摆架子，而是撸起袖子冲在急难险重第一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扩红支前、推销公债、借谷筹粮等任务接踵而至，但苏区干部毫不退缩。时任兴国县委书记谢名仁将冲在前的劲头奉为人生信条——“要用冲锋的精神去做好革命的工作”。
“模范兴国”的成就，既不是“好好先生”混出来的，也不是“慵懒干部”等出来的。时任江西省委妇女部干事危秀英回忆道：“那时我们执行上级指示是从来不讲价钱的，也从不讲困难。”1933年闹春荒，长冈乡八成群众缺粮，乡苏主席谢昌宝带领消费合作社采办人员，远赴百里外的公略县（今吉安市吉水县水南、青原区东固一带）运回480担谷，解了群众燃眉之急。
为筹措革命经费，长冈乡新溪村代表主任彭国亮二话不说，动员妻子变卖嫁妆首饰认购公债。“经过党团员的领导作用，群众争先恐后的推销”，兴国县累计购买公债83.56万元，成为苏区“购买公债最好的县”。干部带头冲，群众跟着上，才有了兴国模范师5161人整师加入红军的奇迹，兴国县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称赞为“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
要带头“干成事”，光有“想干事”的劲头是不够的，还得掌握“会干事”的方法。为此，中央苏区创新推行革命竞赛，将扩红、借谷、农业生产、节省经济等工作样样摆上擂台，处处掀起“比学赶超”热潮。以粮食动员为例，兴国县城市区药业合作社工人发起冲锋挑战，在一个工人大会上就节省117担5斗谷。全区群众备受鼓舞，纷纷表示：宁愿少吃一些米，也要让红军吃饱饭去消灭万恶的敌人。
大事难事见担当。党员干部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面对群众急难愁盼、发展堵点难点，大力发扬斗争精神，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努力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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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在前，带头答好“作风之问”


作风带头，带出的是清廉本色，建设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苏区时期，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双重施压，根据地军民生活异常艰苦，物资极度匮乏。越是艰难困苦，越要靠优良作风和严明纪律赢得民心。
带头过紧日子。1932年二三月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接连发布通令，要求各级政府务必“十二分的节俭”，“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苏区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带头节省灯油纸张，反对铺张浪费，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只领少量“伙食尾子”。1934年3月，博古、陈云等23名从白区来的中央机关干部联名致信《红色中华》，自愿每天节省二两米，不领热天衣服，把全部日常生活服从革命战争利益。同年4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在机关干部大会上郑重承诺：“从五月份起，每月都自带伙食，一直到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为止！”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成为苏区军民的自觉行动。广大群众踊跃参与每人节省三升米运动，就连孩童也省下零花钱、零食钱捐助红军。在节省竞赛中，兴国妇女奋勇争先，1934年“三八”妇女节期间就筹集稻谷150余担、节省现金1.4万余元，被《红色中华》称赞为“模范的女英雄”。从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到千家万户，全县上下节衣缩食支援前线，兴国成为苏区“节省数目最多的一个县”。
带头守纪律。党员带头，就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把先锋形象树在群众心间。1930年3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驻兴国县城，春寒料峭他只穿一双黄麻草鞋，把慰劳的布鞋和袜子留给红军战士。1931年秋，朱德率部在兴国县崇贤圩宿营，警卫员想改善伙食，到百姓稻田里抓鱼（当地素有稻田放养鲤鱼的生产习俗），朱德见状当即制止：“禾花鲤鱼抓不得！抓了不给钱是违反群众纪律的！”朴实的话语，彰显了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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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8月，毛泽东到长胜县铲田区调研时照章缴纳食宿费的账簿（现收藏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无论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过紧日子的要求不能变，“俭以养廉”的作风不能丢。面对名利诱惑稳得住心神，面对人情往来划得清界限，面对公私抉择经得住考验：这就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对“作风之问”最好的回答。
党员带头，就是最好的动员；干部示范，就是最有力的引领。
这道“模范带头”的考题，苏区干部以“第一等的工作”交出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如今，时代的接力棒已交到我们手中——思想上练就“领”的能力、行动上当好“干”的表率、作风上守住“严”的底线，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中砥砺初心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